【按語】“聶氏政經評論”(id: ruc_nie)自2014年9月創(chuàng)立以來，從來只發(fā)布聶輝華教授本人的作品，偶爾發(fā)布與聶輝華教授有關聯(lián)的學者或學生的研究成果。今天破例發(fā)布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Stiglitz教授的一篇文章，實在是因為這篇文章對于當前過于火熱的“供給側改革”潑了一瓢冷水，讓大家彼此冷靜一下也有好處。還是“外來的和尚敢念經”!——樓蘭君 2016.1.31

　　翻譯/馬超凡，校對/聶輝華

　　伴隨著股市和匯率大幅震蕩所引發(fā)的對經濟穩(wěn)定的擔憂，中國從出口主導到內需拉動的轉型之路比預期要更加艱辛。但以歷史標準衡量，中國經濟目前仍然表現(xiàn)良好 — — 近 7%的 GDP 增長率，有些人可能會說非常好 — — 但是基于中國過去30年飛速發(fā)展的成功抬高了大家的預期。

　　一個不可否認的基本教訓是：“中國特色市場”像美國特色市場一樣是不穩(wěn)定和難以控制的。市場總是以自己的規(guī)律運行，而不會被輕易地操縱。但通過以透明的方式(in a transparent way)設定游戲規(guī)則，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控制。

　　所有的市場都需要規(guī)則和制度規(guī)范。有效的規(guī)則可以幫助穩(wěn)定市場，而糟糕的規(guī)則，即使有良好的意圖，也只會適得其反地擾亂市場。

　　例如，自從美國1987股票市場崩盤以來，熔斷機制的重要性得到了認可。但若設計不當，這種改革會加劇股市震蕩。假如兩級熔斷(包括一個短期和一個長期的停牌機制)的標準太接近，一旦一個熔斷被觸發(fā)，市場參與者就預期第二個熔斷也會很快到來，便會紛紛倉惶逃離市場。

　　此外，股市表現(xiàn)可能與實體經濟背離。近期的經濟危機(recent Great Recession)就說明了這一點。雖然美國股市強勁復蘇，但實體經濟依然低迷。然而，股市與匯市波動會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更低的消費和投資(這就是為什么政府致力于制定規(guī)則維持兩市穩(wěn)定性)。

　　更重要的規(guī)則是管理實體經濟?，F(xiàn)在的中國，像35年前的美國一樣，在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改革政策最有可能恢復增長方面存在激烈爭論。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經驗提供了一些答案。

　　在經濟發(fā)展初期，如果就業(yè)充分，就在供給側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給效率只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利用不足。將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用途轉向零生產率的失業(yè)狀態(tài)，并不會增加實際產量。今天，全球總需求缺乏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刺激消費。

　　這種政府開支可以投入很多有價值的用途。目前中國的關鍵需求包括減少不平等現(xiàn)象、防止環(huán)境惡化、打造宜居城市以及公共衛(wèi)生、教育、基礎設施和技術發(fā)展。政府當局還需要加強監(jiān)管能力，確保食品、建筑、醫(yī)藥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從這些投資得到的社會回報會遠超過成本。

　　中國過去的錯誤在于過度依賴債務融資。但中國也有足夠的空間以提高整體效率(或權益)的方式增加稅基。環(huán)境稅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空氣和水質，甚至它們還能提高實際收入;擁堵稅會改善城市中的生活質量;財產和資本利得稅會鼓勵更多生產性活動活動，促進經濟增長。

　　簡而言之，如果設計得當，平衡的預算措施——同時增加稅收和政府支出——可能會提供有效的經濟刺激。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也要避免陷入過于強調事后的供給側政策(backward-looking supply-side measures)之陷阱。在美國，在內華達沙漠中建造房屋時，資源就被浪費了。但第一要務不是把這些房屋拆掉(以鞏固房地產市場)，而是確保未來能有效分配資源。事實上，任何初級經濟學課程在第一周教的基本原理都是“向前看”(let bygones be bygones)——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低成本鋼鐵行業(yè)(價格長期低于長期平均成本，但高于邊際成本)看上去是產能過剩，可能對其他行業(yè)來說是一個明顯優(yōu)勢。

　　美國光纖企業(yè)在上世紀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產能過剩，但直接毀掉掉過剩的光纖是不明智的。一個“選擇”(option)應始終在其潛在未來使用價值和目前最低維護成本兩者之間進行比較后做出。

　　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正如美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毫不猶豫地終止產能供給會導致失業(yè)，那些失去工作的人需要某種形式的支持，而企業(yè)為減少他們的損失，會反對強有力的救助計劃。但是，如果政府同時有效地在需求側采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至少就業(yè)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同時最優(yōu)的、至少是合理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也會有更完善的設計。

　　除此之外，宏觀的通貨緊縮問題也不容忽視。產能過剩造成價格下行壓力，對那些杠桿率正增加的負債累累的企業(yè)更是雪上加霜。比供給側調整更好的方法是積極地擴大需求，這將減緩通縮壓力。

　　經濟原則和政治因素的關系眾所周知。但關于中國經濟的爭論也常常被幼稚的(naive)供給側改革建議所主導，同時也伴隨著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采取的需求側舉措的批判。應對危機的措施遠非完美，它們必須在意外發(fā)生時被緊急制定出來，但這比什么都不做更能遏制事態(tài)的嚴重性。

　　盡管資源被以次優(yōu)的方式使用，但總比不使用它們更有效。如果沒有2008年之后的刺激政策，中國會遭遇大規(guī)模失業(yè)。當然，如果政府當時納入了設計得更好的需求側改革，這將為更全面的供給側改革創(chuàng)造更大的空間。并且，一些必要的供給側改革幅度就可以明顯減小，因為需求側的措施將消化部分過剩供給。

　　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可以看做是在世界另一邊上演的西方凱恩斯學派、供給學派經濟學家之間的學術爭論。中國采取的政策措施將強勁地影響全球的經濟表現(xiàn)和前景。

　　原文索引：Stiglitz, Joseph, “China’s Bumpy New Normal”, Project Syndicate, 2016年1月26日。版權屬于Stiglitz或首發(fā)網站。

　　翻譯：馬超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15級碩士生);校對：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